陈凯歌代表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导演奖获奖者发言时表示十分高兴站在这里，《我和我的祖国》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成为影片创作主题。

导演是要花时间去磨砺自己的，而不是说为了出作品、为了跟风或为了热点，为了说我现在这个时机合适，能赚一笔快钱，然后我就非常迅速地去投身这个行业。因为你每一次出现在大银幕，其实也是一个珍贵的机会。每一次付出不够的诚意，也在消磨一位导演未来的可能。

在无数的喧哗与躁动之后，一切归于沉静，只有巨大的齿轮依旧转动，如梦一般的音乐如潮涌动，所有的亡灵平等安坐于长桌前，静静地吃着自己面前的一碗面。这一刻，戏剧以一种无声胜有声的“通感”之力，诠释出了原著结尾那段触动人心的文字：“那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余华笔下的“乌托邦幻梦”，也因为这碗足以唤起人们内心复杂感受的“面”，而成为一种兼具现实感和超现实感的悲悯与救赎。

没有人生来就应该被歧视。不论立足于个人发展、舆论环境，文化环境、还是科普环境，都不应该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电影借助“新手记者”韩东追逐新闻理想的过程，折射出大众对于社会公平、制度完善的追求，如此价值观在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确实少见。

在五个城市，不仅得到各地电影主管部门的支持，也和大学共同举办“艺术电影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上海和上海戏剧学院，在厦门和集美大学，在成都和四川师范大学，在广州和暨南大学。在“被称为‘花城’的广州，从来都信奉‘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暨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饶敏在致词中表示，通过各位嘉宾学者的溯本求源，能为中国艺术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启迪，为高等教育电影人才的培养赋能。

范小青撰文表示，2019年《寄生虫》获得奥斯卡，是韩国电影历史的制高点似乎也预示着历史的拐点。重口味商业化，是韩国电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直接原因。70后导演（男性）比较擅长商业娱乐内容，让观众的口味也越来越重，导致韩影暗黑系色彩愈加浓墨重彩，但这一定不是创新的动力。